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是各级政府统筹安排城乡发展建设空间布局，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的重要依据，具有重要公共政策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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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是城市政府关于城市发展目标的决策，因此尽管各国由于社会经济体制、城市发展水平、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经验的不同，城市规划的工作步骤、阶段划分与编制方法也就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按照由抽象到具体，从战略到战术的层次决策原则进行。
城乡规划是一个综合性学科，涉及城乡规划、城市规划、区域规划、旅游规划、建筑设计、风景园林、农业经济、生态环保、水利工程等专业。
城市规划的科学意义
城市规划的科学意义
导语：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始于人们从社会改革角度对解决城市问题所作的种种探索。19世纪上半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继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等人之后提出种种设想，把改良住房、改进城市规划作为医治城市社会病症的措施之一。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后来的城市规划理论颇有影响。
1 城市设计导则问题的缘起
18世纪下半叶，随着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城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也逐渐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活品质恶化等一系列城市问题，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就是围绕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运而生的。
城市规划的实质在于合理利用城市的土地和空间资源，协调城市功能布局以及进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全面安排，故而其着眼点远离建筑物质形态而偏向于社会的整体平衡，是一种强调总体协调、彼此相关而不突出个体的政策过程取向。
但具体城市的建设大都还是由许许多多的、彼此并不一定相关的个体项目构成。如建筑设计或是小范围的外部空间设计，一个委托人、一份设计书、一笔资金就可以达到目的。在属性上，这种设计主要反映业主及其能对建筑建造过程产生影响的那些人的思想与价值观念，而忽略了整体效应与彼此间的联系，是一种有突出个性的工程产品取向。
如果人们直接以城市规划去指导微观的项目建设和建筑设计，极易造成彼此间的脱节，并直接导致环境品质的下降，中观层面的现代城市设计(Urban Design)，作为两者间的“减震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城市社会的空间环境设计，改善人们的生存空间的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
传统城市设计主要与“美”的塑造、或“城市美化”相关。人们通常认为，城市建设的管理依据应该是具象的建筑效果图和明确的建筑高度、层数、楼地板面积等数据，而事实上，现代城市设计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美“的问题，而越来越扩展到其它的方面。城市中不仅有物质形态的具象内容，更有精神和文化形态等无形层面的内容。通过它们，我们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传统管理手段无法表达的内容。与此同时，城市发展又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连续渐进过程：一方面，建设力量来自方方面面，涉及无数的决策者、设计者、开发商与施工人员;另一方面，社会变迁异常迅速，瞬息之间，开发商变了，设计师变了，经济条件变了，建筑思潮也变了，而这些变化因素又必然会引发建筑高度、形状、位置等的变动，所以最终的建成场景与最初的设计图纸相比往往是大相径庭，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硬性的指标和与其相关的终极式效果图也就失去了管理的价值，而真正陷入 “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窘境。
于是在现代城市设计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研究出城市设计导则这一法令型成果形式。
顾名思义，导，乃引导、启发之意;则，为规则、榜样之解，故而，导则既是行为的先导，又是遵守的法则。本文以下仅从技术观、自然观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论述城市设计导则的科学意义，进一步阐明其与城市建设的内在关系。
2 科学的技术观
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的研究成果，城市设计导则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约束，有其自身的起源、内容、分类与特点。
城市设计导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欧斯曼的巴黎改建中对城市主要街道建筑立面的条例规定，及20世纪初美国纽约的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即建筑使用类别、容积与高度的控制。60年代，由于城市的快速生长，人们迫切感受到生活的环境品质受到威胁，于是将城市设计的理念纳入官方的公共政策，修改管制规则，而其中增加的“奖励分区”办法(每提供一定数目的城市公共空间即可获得一定的建筑容积率作为补偿)就是导则的雏形。以后，人们又根据实际需要陆续制订了一系列关于街道景观、建筑立面、铺装、广告等的导则，并通过法定程序，使之成为城市设计的操作工具。
在我国现行的规划体制与城市建设中，人们往往将导则的内容与控制性详细规划混为一谈，因为它们都是在总体规划指导下进行的局部地段与局部要素设计，但事实上两者并不等同，具体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控规主要反映物质形体的内容，大体涉及地块范围、性质、布局以及道路、管线等工程技术问题，可以说主要是对二维平面的控制，尽管其也有对建筑容积率、高度等三维方面的管制，但也只基于具象的物质形态而较少考虑人的因素;导则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即从人的行为、心理诸如艺术性、可达性等出发，研究建筑空间布局与城市环境品质之间的关系，使之反映、支持人的活动。从工作深度看，导则可以说是控规的精细化，尤其是对于某些特定地段(如某步行街)和特定要素(夜景、商业招牌等)的设计，控规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环境的要求，只有通过导则的具体规定才能保证实施的质量。从表达方式看，控规主要是一些硬性的指标与图表，如现状用地构成表、地块控制要素表、道路控制明细表等;而导则则是在定性、定量图文结合方式下的弹性控制。以停车为例，详规中只明确地块的停车数与出入口方位，而导则的表达为：沿街建筑不宜直接开设机动车出入口，应与相邻建筑一起，通过街区内部次干道、广场等共同组织交通……直接面向人行道的停车场，应通过围墙、植物等隐藏于公共视线之外……开敞停车区域内部造景面积不得少于5%，场内造景体必须采取一定保护措施，以免被撞伤损坏。
城市设计导则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从关系上看，大体可以分为总则与通则。总则指开发设计项目的设计目标与用途，即一个总体思路，特别是城市开发建设中的价值理念和宏观要求;通则是在总则指导下的具体要求，两者关系类似于文章的主题思想与具体内容。
从尺度上看，可以分为城市级、分区级与地段级三种，城市级导则具有政策取向的特点，一般作为城市总规的一个分支，研究开放空间、生态、文化等方面与城市设计相关的内容，不单独列出;分区级导则是导则研究的重点，其对象是相对独立的街区，主要考虑与上一级规划的衔接，景观、生态及街区内的特别领域如商业中心、大型公建等的整体协调;地段级导则是具体建筑单体的设计层面，它是在分区级导则指导下由城市设计和管理人员对自己的设计开发项目提出的个性规定，常见的如为建筑师提供的用地规划设计要点。
此外，导则尚有多种特殊形式：指令性导则，即无条件必须执行的规定，文字表达多为“应”、“应该”、“必须”;选择性导则，即为设计人员提供一种选择权，文字表达多为“宜”、可”、“适于”;奖励性导则，即达到某一标准可获得某种额外的收益;定性导则，即提供一个选择范围，具体操作由设计人员在此范围内自行安排，如不规定明确的容积率，而指明项目需要的日照数量，设计人员可根据自己的设计与标准进行换算，得出不同的建筑高度与体量。
从导则的运作看，其特点在于“设计城市而非设计建筑物”。城市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化过程，如果没有条例的约束，其间各种作用力必然会发生偏移甚至抵消，但是这种约束又不是对具体建筑物的描述，因为这个阶段的具象设计往往是理想化的海市蜃楼。所以导则只是起引导作用，其功效类似于弹性的皮筋，在形变许可范围内可以任意变形，导则关心的正是这个形变的范围，而不是形变的内容，因而，导则并不会禁锢设计人员的创造力，反而会为其提供创作源泉，即一种“松弛的限定”与有限理性。如历史上美国匹兹堡(Pittsburgh)某地区曾有这样的设计规定：任何办公大楼(群)设计必须尽可能的避免遮蔽市集广场及盖特威中心广场等的日照。正是这一条例使得该区PPG工业总部大楼设计者——著名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改变原先设计，将建筑从广场南边移至广场两侧。可见这种非具象的规定可以引导建筑设计，保证环境品质。
所以, 把握好一个形变“度”的问题，导则确实可以做到“只设计城市而不设计建筑物”。正如林钦荣先生在《都市设计在台湾》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它不在于保证最好的设计，而在于保障不使最坏的设计产生”。
3 科学的自然观
人类生活的外部空间大致可以分为天赋自然(没有人工度的自然)、人工自然(人与自然作用的产物)和人类社会(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三大部分，这里将其统称为人类的生活环境，而这个环境的特质在于“存在”与“演化”的统一。环境中任何存在的'事物都处于演化的过程中，而演化的最高阶段就是现存环境的最高层次。可以认为存在是环境在空间的积累，体现其空间属性，演化则是环境在时间进程中的积累，体现其时间属性，这就是环境的时空观。导则要想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社会以及环境的矛盾，就必须遵循这一规律。
面对环境在空间范围内的展开，导则将其中的各个元素以统一的标准组织起来，形成功能化的、有审美属性的整体。以一个地区的开发为例，开发商可能有成百上千个，每一个开发商就是一个开发要素，他们的共同开发形成一个开发层次。因为他们各自有自己不同的利益与想法，若不加以约束任其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各自为政，支离破碎。所以导则事先为这个层次制订出共同的行为框架，以保证在总体统一大前提下的创作发挥。历史上美国纽约下曼哈顿地区的炮台公园(BatteryPark)开发方案，就是在拟订导则的控制下，由数家开发公司以土地租赁方式，分区开发，最终完成的成功案例。
一般地说，外部条件和环境变化，以及时间的推移会导致每一种城市设计导则都会有自己一定的使用年限，即时效性。在这个时效范围内，虽然设计子项目在整体发展过程中分处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仍然可以通过导则的弹性控制，形成地区的总印象与总特征，保证短期过程的高质量。同时，导则本身也有随时间进程而不断调整补充的需要，新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不断渗入原有导则，对其作进一步的完善，这就与传统的“终端式”设计成果有着明显的不同。事物的演化并非一个闭合的圆圈，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先前循环的最高点将成为后续循环的起点, 所以导则不强调得出终极式结果，而是依据各种反馈渠道，不断调整，保持与城市发展和建设需求的同步。
纽约市分区管制中开放空间规则的发展过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61年，规则规定建筑若设置沿街广场，最大楼地板指数可达18，于是广场增多。但过多的广场又破坏了道路的延续性，因此几年后改为建筑若提供室内公共空间，最大楼地板指数可增至21.6，接着又因为建筑高度增加对采光不利，1961年又进一步改为建筑高度与形状依据日照曲线或是否遮挡日照而定，只要符合新的采光标准，就可获得批准。
4 科学技术方法论
科学技术方法论是人们在科学技术研究中所应用的各种方法的哲学概括，现代城市设计导则，尤其是其制订过程，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系统论的实质在于“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对于导则而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横向层面，即制订导则所依据的学科内容，不仅是纯粹的建筑学知识，而是各种被传统学科分割开的多门学科的有机贯穿，如规划学、交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等，它们与城市设计一起形成了一种互有交集的半网络结构，而不再是简单的包含或不包含的树形关系，在这个半网络结构中，城市设计成为一种贯穿所有相关领域的“环境观”与共享的“价值观”。正因为其采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设计导则才能对本不属于工程技术领域的内容，如文化、心理、精神等加以研究，并使之达到工程技术应用与管理的水平。二是纵向层面，即在某一具体导则制订过程中，以城市的长远发展目标为指导思想,使自身的个案与之契合，即整体着眼，部分入手，彼此协调，从而制订出一套“既使整体优化，又不使局部损失过大”的方案。
控制论(Cybernetics)的特点主要体现于导则的循环与反馈机制。前已阐明，现代城市设计导则并非终极式的设计成果，因为城市设计目标相当复杂，所以导则只是一种“有限理性” 的阶段性结果，并以此作为后一次发展、完善的基础，如此永续循环。那么这个循环的关键就在于反馈机制，即将输出部分转引为输入，再对输出过程产生影响，导则的制订过程中，反馈机制有二：一是阶段性成果完成以前的多元参与过程，其间专业人士与决策者、跨学科组织以及公众协商讨论，从而使导则在实施前就可以纠正一些错误与偏差，完成阶段小循环。二是阶段性成果完成以后，通过使用状况的反馈或是设计审议制度，修改原导则产生新导则的过程，此次反馈可以调整实际情况与希望状态之间的差异，实现阶段大循环，从而使导则在制订的全过程中都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
一切不同质的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可以产生“耗散结构”，上文提到导则具有自我修复能力，说明其具备这样的特点。产生“耗散结构”的关键在于系统的开放性，因为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不断与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减熵增序，实现自组织过程。导则制订过程中的“多元参与、双重决策”过程使之具备了这种条件，它包括由上而下的政府决策，同级跨学科组织的多方论证补充和由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最后由专业人员协调统一。正是通过这种多渠道的自由论证，相互交流，才能找出符合各种阶层利益的契合点，实现系统的动态平衡。
5 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的运作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腾飞阶段，这必将导致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198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14%，1995年猛增至29%，全国城市建设中掀起轰轰烈烈的“创建热”。由于城市化进程初期的无序性及缺乏科学指导，因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甚至是灾难性后果：人口激增、农田退化、交通阻塞、环境污染。于是，人们提出“既有现代化设施，又要和大自然融合，创造人类适宜的未来居住环境”的口号。一方面，城市决策者意识到城市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品质优良的城市环境，“环境意识”逐步形成。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逐步由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向交往、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迈进。加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逐步从西方系统引入我国，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对此进行探讨，并初步形成我国的设计体系，而近年来国内许多大城市的国内外招标与项目研究更是促进了我国城市设计水平的提高，这一切给导则的运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目前导则在我国的运作尚处于探索性的起步阶段，但已得到重视和关注。建设部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正在组织有关导则的编制规范问题;部分城市建设项目已经编制了实施性导则，如北海市的“美化工程”实施导则，上海静安寺地区城市设计导则，深圳市的城市设计指引，徐州市的城市设计图则等;此外还有许多城市正处于导则的制定、筹划过程之中。从越来越多的关注不难看出，人们对导则的有效性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
导则的整体运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城市设计在我国建设阶段的法律地位尚未确立，从编制到审批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编制的方法、内容、深度没有定论，即使编定成型，有关部门也无法审批。同时，导则等城市设计成果的法制化过程也不完善，相关单位还没有意识到导则也是他们必须遵守的法律条文。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城市设计的良性循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法令的扶持，以城市设计制度与审查许可制度等法律形式强力推行。所以，城市设计及其成果的规范和法制化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其次，导则运作系统的开放度还远远没有达到规定要求。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在中国管理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领导的一个指示、甚至一句话往往就成了超越一切的“定音锤”;同时，不少决策者注重“短期效应”与“业绩观”，忽视城市建设的客观规律，因而经常发生不考虑实际社会、经济与自然气候条件的盲目建设之举。
再则，现阶段我国设计师主要是为决策者与业主服务，组织跨学科专家与广大群众参与决策在很多地方只是走过场的形式，一个座谈会，几张调查表，仅此而已。于是反馈渠道形同虚设，系统开放性大大削弱，自组织过程不复存在，导则与传统的管理手段如出一辙。因此，我们的任务在于提高系统的开放性与透明度，保证多元决策、尤其是公众参与制度的实施，在公平竞争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设计标准多重性的问题。
城市设计的普及教育也刻不容缓，因为它不仅可以提高广大群众的环境审美素质，激发参与意识，还能成为设计成果维护的基石与合理开发的资金来源。
不仅如此，现阶段普遍存在着导则设计部门与规划管理部门脱节的现象，往往是各成体系，互不相通，所以操作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而实际上这两个部门从设计一开始就应该紧密配合，具体表现在三个环节：一是导则制订前，以规划部门的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为原则确定城市设计的总体构思。二是导则制订过程中与规划部门的双向磨合过程，即在城市设计初步成型的基础上，规划部门研制调整规划的经济技术指标，经量化再反馈给设计导则，同时加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三是导则制订完成以后，规划部门根据导则的管理监督过程。只有这两个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真正将设计与规划融合起来，保证导则的实际运作。
综上所述，城市设计导则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它不仅体现了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思想，而且通过对人行为心理和城市环境空间属性的研究，能够找出城市规划建设中各种集团利益的有效契合点，以富有生长弹性的规定作为项目实施的行动构架，进而为管理部门提供长期有效的技术支持。虽然今天人们对它的研究刚刚起步，其运作过程亦遇到诸多困难，但我们相信，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与实践，必能进一步提高对它的认识与理解，适应当前城市建设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阶段的需要，并使其在实际操作中，发挥更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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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中国网地产讯 4月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
具体条款如下：
以深化改革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为路径，打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一）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督促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含设区市和县级市）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公安部、发展改革委、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二）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督促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其他超大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坚持存量优先原则，取消进城就业生活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城的人口等重点人群落户限制。推动Ⅰ型大城市探索进城常住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应落尽落。鼓励有条件的Ⅰ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郊区新区落户限制。（公安部、发展改革委、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三）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便捷落户。鼓励各城市政府简化户籍迁移手续，加强落户政策宣传，开通线上申请审核系统，大幅提高落户便利性。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改进积分落户政策，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公安部、发展改革委、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未落户常住人口。出台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提高居住证发证量和含金量，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逐步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运用信息化手段建设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完善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制度，做好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方便人口流动。增加学位供给，健全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入园政策，使其在流入地享有普惠性学前教育。以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为主要出发点，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健康委、教育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医保局、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五）大力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深入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等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支持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或吸纳农民工较多企业开展岗前培训、新型学徒制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并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六）加大“人地钱挂钩”配套政策的激励力度。提高城市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积极性，加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支持力度，加大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与吸纳落户数量挂钩力度。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不得强行要求其转让上述权益或将此作为落户前置条件；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探索其转让上述权益的具体办法。探索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各城市城区常住人口等的常态化统计机制，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撑。（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发展改革委、统计局、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三、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
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增强经济发展优势区域承载能力，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七）加快发展重点城市群。加快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全面实施城市群发展规划，推动哈长、长江中游、中原、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支持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实施联席会议制度落地生效，推动兰州—西宁、呼包鄂榆等城市群健全一体化发展工作机制，促进天山北坡、滇中等边疆城市群及山东半岛、黔中等省内城市群发展。（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生态环境部、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八）编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加快推进规划编制实施，促进重庆市、四川省通力协作，加大成渝地区发展统筹力度，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加强交通、产业、环保、民生政策对接，共同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培育形成新动力源。（发展改革委、重庆市和四川省有关部门等负责）
（九）大力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建设。深入实施《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建立中心城市牵头的协调推进机制，支持南京、西安、福州等都市圈编制实施发展规划。以轨道交通为重点健全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有序规划建设城际铁路和市域（郊）铁路，推进中心城市轨道交通向周边城镇合理延伸，实施“断头路”畅通工程和“瓶颈路”拓宽工程。支持重点都市圈编制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生态环境部、国铁集团、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十）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优化发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重要节点城市等中心城市，强化用地等要素保障，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完善部分中心城市市辖区规模结构和管辖范围，解决发展空间严重不足问题。（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十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印发指导意见，明确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加大要素保障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抓紧补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暴露出来的短板弱项，推进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挡升级、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十二）规范发展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强化底线约束，严格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防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控“房地产化”倾向，进一步深化淘汰整改。强化政策激励，加强用地和财政建设性资金保障，鼓励省级政府通过下达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设立省级专项资金等方式择优支持，在有条件区域培育一批示范性的精品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强化正面引导，制定特色小镇发展导则，挖掘推广第二轮全国特色小镇典型经验。（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体育总局、林草局、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十三）推进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在边境地区推进潜力型城镇以产聚人、战略支点型城镇以城聚产，打造以内陆邻近的大中城市为辐射源、边境县级市及地级市市辖区为枢纽、边境口岸和小城镇为节点、边境特色小镇为散点的边境一线城镇廊带。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改善边境一线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沿边抵边公路。实施守边固边工程。（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十四）推进大型搬迁安置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顺应大型搬迁安置区转向新型城镇化建设新阶段的发展要求，加快推进搬迁人口市民化进程，强化产业就业支撑，帮助搬迁人口尽快解决稳定发展问题，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社区。（发展改革委、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十五）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统筹新生城市培育和收缩型城市瘦身强体，按程序推进具备条件的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设市，有序推进“县改市”“县改区”“市改区”，稳妥调减收缩型城市市辖区，审慎研究调整收缩型县（市）。全面完成各省（区、市）设镇设街道标准制定工作，合理推进“乡改镇”“乡（镇）改街道”和乡镇撤并。（民政部、发展改革委、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四、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着眼于增强人口经济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等核心功能，健全城市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十六）补齐城市公共卫生短板。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健全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完善重大疫情预警、救治和应急处置机制，强化重要物资储备，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内城市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整治城市环境卫生死角，建立严格检疫、定点屠宰、冷鲜上市的畜禽产品供应体系，健全污水收集处理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卫生健康委、发展改革委、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十七）改善城市公用设施。健全城市路网系统，完善公交专用道、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系统、行人过街设施。完善市政管网和排水防涝设施。健全停车场、智能快件箱、社区菜市场等便民设施。扩大普惠性养老、幼儿园和托育服务供给。实施全民健康保障工程、全民健身提升工程、智慧广电公共服务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卫生健康委、商务部、体育总局、广电总局、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十八）实施新型智慧城市行动。完善城市数字化管理平台和感知系统，打通社区末端、织密数据网格，整合卫生健康、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交通运输等领域信息系统和数据资源，深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支撑城市健康高效运行和突发事件快速智能响应。（发展改革委、卫生健康委、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十九）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改造一批老旧小区，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引导发展社区便民服务。改造一批老旧厂区，通过活化利用工业遗产和发展工业旅游等方式，将“工业锈带”改造为“生活秀带”、双创空间、新型产业空间和文化旅游场地。改造一批老旧街区，引导商业步行街、文化街、古城古街打造市民消费升级载体，因地制宜发展新型文旅商业消费聚集区。改造一批城中村，探索在政府引导下工商资本与农民集体合作共赢模式。开展城市更新改造试点，提升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二十）改革建设用地计划管理方式。推动建设用地资源向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倾斜。鼓励盘活低效存量建设用地，控制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修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并完善配套制度，分步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将由国务院行使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权以及永久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土地征收审批权，授权省级政府或委托试点地区的省级政府实施。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二十一）改革城市投融资机制。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合理处置存量债务的前提下，完善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投融资工具。支持符合条件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城乡融合典型项目、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项目等。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和职能定位，对投资运营上述项目的企业进行综合授信，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规模和力度。（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二十二）改进城市治理方式。推动城市政府向服务型转变、治理方式向精细化转型、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大幅提高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提高国土空间规划水平，顺应城市发展逻辑和文化传承，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加强建筑设计和城市风貌管理，提高城市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五、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突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
（二十三）加快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探索。指导试验区分别制定实施方案。推动试验区在健全城乡人口迁徙制度、完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权能、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等方面先行先试，引导县级土地储备公司和融资平台公司参与相关农村产权流转及抵押，加快探索行之有效的改革发展路径。（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人民银行、有关省级部门等负责）
（二十四）全面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允许农民集体妥善处理产权和补偿关系后，依法收回农民自愿退出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按照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经营性用途入市。启动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二十五）加快引导工商资本入乡发展。开展工商资本入乡发展试点。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基金作用，支持引导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入乡发展。培育一批城乡融合典型项目，形成承载城乡要素跨界配置的有效载体，在长江流域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允许符合条件的入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并依法享有相关权益。（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二十六）促进城乡公共设施联动发展。推进实施城乡统筹的污水垃圾收集处理、城乡联结的冷链物流、城乡农贸市场一体化改造、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城乡公共文化设施一体化布局、市政供水供气供热向城郊村延伸、乡村旅游路产业路等城乡联动建设项目，加快发展城乡教育联合体和县域医共体。（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教育部、卫生健康委、文化和旅游部、省级有关部门等负责）
六、组织实施
（二十七）强化部际协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托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强化统筹协调和指导督促，并总结推广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典型经验。各有关部门要细化制定具体措施，调动本系统力量扎实推进。
（二十八）压实地方责任。省级发展改革委要牵头会同省级其他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做好组织调度和任务分解。市县级政府要将各项任务落实到事，确保任务落地生效。
规划理念主要体现在规划编制的哪些个方面？
年以来，各地乡村振兴规划陆续出台，成效显著，但有些规划在编制理念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警惕。
防止以行政级别来划分城乡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规划编制改革的探索我国城乡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城乡规划编制改革的探索了巨大变化，农业人口数量大幅减少，以农业为主业城乡规划编制改革的探索的居民点也逐步缩小，但城乡规划编制改革的探索我国农村工作目标所涉及的区域及人口对象基本没有变化，政策未做适应性调整，这给农村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量投入农村建设的资源实际都投向了城市，很多农业支持政策实际上支持了非农产业，这种情形不仅影响到对农村农业政策的评估，也是对经济发展自然演化趋势的扭曲，不利于农村农业投入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
因此，需要改变现有主要按政府行政级别和户籍人口定义来划分城乡的做法，探索制定新的依据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为标准的城乡区划政策。
防止违反城乡人口布局规律
尊重城乡人口布局规律，是乡村规划合理性的基础。
首先，从我国实际出发，乡村规划对城乡人口布局要有一个合理的前瞻判断，不能按现有农业和农村人口的规模制定规划，更不能把大量人口“回流”农村的幻想作为制定规划的基础。
其次，我国乡村将形成大量小型专业农户居民点，乡村振兴规划必须对此有所考虑。专业农户拥有较大的土地经营面积，并依托土地形成分散居住格局，这是现代农村和农业的普遍现象。这样就会形成与现在自然村数量大体对应的约300万个小型专业农户居民点，这意味着目前很多公共服务设施派不上用场。
再次，在城镇合理分布的条件下，专业农户可以与城市居民就近共享城市的公共服务。据研究分析，距离中小城市30分钟路程以内的农村地域，各项反映农业活力的指标都比较高。
最后，确定合理的“最小人口规模村庄”。能支撑一个优质小学存在的人口规模，通常是乡村人口得以稳定的最小规模。据估算这样的规模通常为8000人至9000人。如果明显低于这个规模的居民点，在较长的时间里，人口会有外迁压力，直至收缩为小型专业农户居民点。乡村规划须注意这个情形。
防止乡村旅游过度化
一些地方推出的乡村振兴规划多把乡村旅游放在一个重要位置，这个倾向值得警惕。日本著名规划师横松先生就表示，日本政府曾出台的乡村旅游业发展计划就弊大于利，因为日本的乡村旅游需求不足以支持乡村旅游设施的正常运行，大量旅游资源过剩，实际上降低了日本农民的收入，也影响了日本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此外，当前乡村规划的另一个热点是发展有机农业。有机农业在欧盟发达国家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种植面积也不超过总面积的10%。美国有机食品的销售额目前为350亿美元，但2014年美国农业与食品行业的GDP为8350亿美元，前者为后者的4.2%。若统一为GDP指标，这个数值可能更小。
乡村振兴规划的产业部署重点，还是应该通过土地整治提高大田作物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确保“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
防止农村公共品过度供给
从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农村居民点的公共服务设施并不多，农民实际上大多都是和就近的城市居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务。有的村庄大搞绿地、大广场，甚至亭台楼阁、华表石雕等。乡村规划须对此类情形加以警惕，要防止农村公共品过度供给。
让农民便捷地和城市居民共享公共服务设施，应当是编制乡村振兴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做多方面的改革。此外，乡村振兴规划的编制如果抛开城市体系就乡村论乡村，不遵循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规律，乡村建设将效率低下而且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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