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关键词解读修订后的北京城乡规划条例
新京报快讯（记者李玉坤）3月29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条例将于2019年4月28日起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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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1：规划编制
首都功能核心区详规需报中央批准
据介绍，新版城市总规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条例作为北京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依据，应当充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精神和新版城市总规，为“一张蓝图干到底”提供制度性保障。
条例建立了全域管控、分层分级、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体系。
条例要求，各类城乡规划应当在上层次城乡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分区规划和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副中心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分区规划的基础上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乡、镇域规划；在乡、镇域规划的基础上编制村庄规划。
按照条例，除了城市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外，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副中心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也由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而分区规划和首都功能核心区以外的中心城区、新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所在区人民政府会同市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此外，城市总体规划、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副中心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都需要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关键词2：街区更新
北京立法推动街区更新
条例规定，北京建立区级统筹、街道主体、部门协作、专业力量支持、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街区更新实施机制，推行以街区为单元的城市更新模式。
记者发现，一些区已经启动街区更新的工作。北京日前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意见》提出，北京将科学划分街区单元，实施街区更新。东城区和西城区将划分183个街区，分类实施街区“更新”。东城已经在部分区域进行试点。
所谓街区更新指的是以街区为实施单元开展的小规模、渐进式、可持续的更新。无论是腾退修缮文物、架空线入地、历史水系恢复，还是公共空间改造、补足便民服务设施、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其实都被囊括在了街区更新的范畴内。
条例提出，北京建立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全过程的城市设计管理体系。
城市设计编制层级包括市、区总体城市设计，街区城市设计，地块城市设计及专项城市设计。重点地区应当编制地块城市设计，对建筑形态、公共空间、生态景观、文化传承及其他要素提出控制要求；其他地区按照城市设计通则管控。
关键词3：优化营商环境
7日内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据介绍，《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对优化营商环境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成果予以固化。
近两年，北京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相关决策部署，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快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好的经验和成果，条例对此进行了确认和固化。
条例建立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建设需求和多部门管理要求；制定建设项目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对符合要求的工程建设项目，在7日内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减少申请材料，实现部门内部信息推送和交换；建立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机制，实现一次申请、集中验收、统一确认，出具联合验收意见。
关键词4：新生违建
违法建设拒不拆除可强制拆除
在遏制新生违建，条例做了一些规定，对正在施工的违法建设，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建设、自行拆除或者回填，并可以查封违法建设施工现场、扣押违法建设施工工具和材料；当事人拒不停止建设或者拒不拆除、回填的，依法立即强制拆除、回填。
此外，条例规定，市政公用服务单位办理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等服务手续时，应当查验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证件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对没有规划许可证件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的，不得提供相应服务；未取得规划许可的建设项目进行施工的，市政公用服务单位及其他单位不得提供施工用水、用电。
关键词5：违建强拆费用
违建强制拆除费用由违法建设当事人承担
条例要求，查处违法建设过程中，实施查封或者强制拆除的，执法机关应当通知违法建设当事人清理违法建设内的物品；拒不清理的，应当制作物品清单，由违法建设当事人签字确认；违法建设当事人不签字的，可以由违法建设所在地居委会、村委会确认。
同时，执法机关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应当告知违法建设当事人，其主张拆除后的违法建设残值，应当在强制拆除前提出书面声明，并在限定的期限内自行处置；违法建设当事人未事先提出书面声明或者事先提出书面声明但未在限定的期限内处置完毕的，执法机关可以予以清理。
不过，为提高违法建设当事人的违法成本，条例规定，强制拆除或者回填费用、安全鉴定费用、建筑垃圾清运处置费用，以及相关物品保管费用由违法建设当事人承担；逾期不缴纳的，可以加处滞纳金。建设工程投入使用后擅自改变使用用途的，按照实际使用用途类型应当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地价款数额的二倍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关键词6：公检法合作
违法建设当事人可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条例要求公安、法院、检察院共同做好违法建设查处工作。
条例规定，执法机关在实施监督检查时，任何个人有阻碍执法机关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或者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查封、扣押的财物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违法建设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缴纳罚款的，执法机关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执法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并可以依法发出限制消费令、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违法建设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依法对当事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其损害赔偿责任。
关键词7：执法透明度
拆除违法建设全程音像记录
在规划实施和查处违法建设过程中，政府应当做到依法行政，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公开透明执法。为此，条例注重扎紧制度的笼子，进一步完善了对政府行政执法的监督制约机制。
条例规定，执法机关实施监督检查和查处违法建设，应当实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执法机关应当通过政府网站及政务新媒体、办事大厅公示栏、服务窗口等平台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基本信息和结果信息；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主动出示执法证件，向当事人和相关人员表明身份。执法机关应当对行政执法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全部过程进行记录；对实施查封或者强制拆除的全程进行音像记录；完善执法案卷管理制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档案管理规定归档保存执法全过程记录资料。
执法机关应当公布举报电话，对单位和个人举报违法建设行为的，应当及时、完整记录并妥善保存。举报事项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受理，并依法进行核实、处理，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将有关案件线索转交负有查处职责的部门，并告知举报人。执法机关应当为举报人保密。
监督检查城乡规划实施的情况应当依法公开，供公众查阅和监督。执法机关查处违法建设，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执法机关、执法对象、执法类别、执法结论等信息，接受公众监督。
关键词8：街道办事处权力
可按相关规定开展综合执法工作
条例明确街道办事处查处违法建设，可以依照国家和北京有关规定开展综合执法工作，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
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荣梅介绍，在审议条例草案二审稿时，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中央、市委对街道有了新的职能定位，条例要做好衔接，体现新的改革精神。法制委员会认为，中办、国办《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以及北京相关文件是对基层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地方立法中应当有所体现。
王荣梅表示，考虑到法规的稳定性，同时为下一步综合执法体制改革预留空间，条例进行原则性规定：“街道办事处查处违法建设，可以依照国家和北京有关规定开展综合执法工作，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本辖区内建设情况进行巡查，发现违法建设行为的，应当予以制止，并依法予以处理。”
新时期下村庄规划有啥新特点？
当前我国正处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变革的关键时期，村庄规划有新的使命，新的理念和新的定位，过去的村庄规划编制是以政府为主导，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村民的参与度不高，实用性不强，导致乡村地区规划、建设、管理三者相互脱节。新时代的村庄规划更加强调“实用性”，应体现“政府管用、村委好用、村民实用”三大要求。
就规划定位而言，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其规划范围是行政村的全域，可以是一个行政村或者相邻的几个行政村合并在一起编制。从规划深度上来看，国家文件中写明的是详细规划。从内容编制上面来看，村庄规划可能会覆盖到一些基本内容和一些选做内容，应根据编制对象的实际情况按需编制，应编尽编，编制过程中鼓励村民参与，开门做规划。
绿维文旅基于十余个省（市）级村庄规划导则的研究，认为可以从全域管控、村庄建设两个维度，编制能用、管用、好用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全域管控维度主要涉及划定村域“三生”空间的管控边界和用途分区、细化村庄分类管控原则与策略、实施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探索宅基地建设管控模式等内容；村庄建设维度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空间、传承与创新乡土文化和建筑景观、完善公共设施构建乡村社区生活服务圈，搭建乡村规划建设共同体等内容。
绿维文旅拥有旅游规划、城乡规划、风景园林设计“三甲”资质，2005年创立之初，便提出了“创意经典·落地运营”理念。是业内最早研究乡村振兴的企业，2018年出版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与实施》受到业界好评，已重印两次。绿维文旅作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与实施的全程服务商，具有多年的乡村旅游规划经验，在县域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村庄规划、乡村旅游、农庄、酒庄、农场、民宿客栈等项目方面都具有丰富的经验。望百度采纳
”十四五规划”编制有哪些编制技巧？
我曾向中大咨询咨询过“十四五规划”的问题，当时谈到， 编制好地方“十四五”规划纲要，可以采取如下编制技巧：
一是，“多规合一”与各规划的融合。
特别是推动“十四五”规划目标、文稿编写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林地与耕地保护、综合交通、水资源、文化旅游资源、社会事业等各类规划的衔接，确保“多规”确定的保护性空间、开发边界、城市规模等重要空间参数相对一致与融合。
二是，抓住核心和主线。
以人民、ZF和社会的额主要需求和核心问题为导向，保持清醒的规划调研和规划编制思路。
三是，因地制宜且突出重点。
以人民为中心，突出本地主要问题、矛盾和人民群众的更高需求，突出优势，聚焦资源和力量，差异化编制规划并形成重点支撑。
四是，前瞻且可操作。
规划编制要舍得投资，要形成规划编制专班，要引进和发挥高端智库的能力与作用，引进高水平规划编制团队和理念。各地区、各城市编制“十四五”规划，既要接地气，又要高大上，要有国际视野和开放性。要突出政策性、先进性和实操性，杜绝措施空洞、路径不符合实际，目标偏离地区需要，或者没有可落地的措施等。
城乡规划的作用
一 强调城乡综合规划
《城乡规划法》最重要的改变是更加注重城乡统筹。它不仅包括城市规划、镇规划，也包括乡规划和村庄规划，这意味着城乡二元的体系被打破，城乡规划进入一体化的新时代。
该法的颁布标志着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不再停留在政府政策上，而是从法律意义上给予了城乡统筹发展思想的定位。
在具体内容上，《城乡规划法》对城乡管理的强化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协调城乡规划布局上。
城乡空间布局对于城市规划，是最核心的内容。如何理解呢？以一座城市规划为例。其规模比较大，周边有山有水，城市只是中间的平原部分，山水及周边土地不属于城市范围。按照旧的城市规划法，城市规划考虑的只是城市边界内的规划范围，城市之外的区域，即使是近邻的区域也是规划法覆盖不到的，城市之外区域执行的是国务院村镇建设管理条例，所以城乡规划被人为分割成两层，即二元化。但是城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新的城乡规划法实施后，城与乡的边界范围就模糊了。按照城市规划法规定，大城市是指城市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农村人口不作为确定城市规模的指标。例如一个市有500万人，城区人口只有50万，按旧法的概念它就只能算作中等城市，但就新法而言这样的城市就是大城市了。两部法律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城乡规划法取消了城市边界的界定，也就取消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界限，以后将会有户籍等相关适应法规和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因此，这种影响将是根本性的。。
二 将人居环境建设作为目的之一
《城乡规划法》与《城市规划法》相比，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把人居环境建设提升到法律的高度。
《城乡规划法》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这不仅仅是增加了几个字那么简单，而是将过去的实体空间规划提升到以人为本的居住环境建设层面。
而且由此可以明确，改善人居环境已经成为《城乡规划法》的重要立法目的之一，其重要法律地位得以确立。而且，还明确规定了一点，改善人居环境的工作是由城乡规划管理部门来做，这是非常本质的改变。也可以理解为人居环境建设已变成了政府的责任。
在具体要求上，城乡规划符改变了城市规划法为规划编制而规划的指导思想，强调城乡规划要与经济、社会、环境等协调发展融合在一起，这也为建设和谐人居环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简单的说，以前的城市规划法是摆在那里让有关部门去执行，现在的城乡规划法在内容上是互动的，城乡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被动局面将得到改变。城乡规划法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将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并提出了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等要求。
当然，城市建设有一定的周期，城乡规划法对人居环境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真正发生变化应该是实施一段时间之后。
三 为城市未来的发展扫除了障碍，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原有的《城市规划法》为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专设了一章（见第三章），对新区开发作了专门的规定。回顾我国开发区的建设历程，我认为这也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在当时需要以经济发展为龙头带动城市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但是，经济开发区最大的失败就是浪费了土地。现在土地是最宝贵的资源，18亿亩生存底线已经比较接近。
而新法取消了这一内容，明确||地规定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外，不得设立各类城市开发区和城市新区。显然，取消此项有三大作用。首先，有助于城市规模的健康发展。新区开发与旧城改造结合得不好，也不能成为一种城市发展的主流模式。其次，这样做有助于节约土地，对于增加城市的活力会有帮助。开发区占地多，生活设施不完善，缺乏活力。第三，有助于城市复合发展。
在城市性质的界定上，新法做出了一个极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决定。按照《城市规划法》第19条规定，城市规划编制时首先要对城市性质进行明确定位，继而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而随着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和交叉化，实际上产业发展越来越难以明确定性，比如IBM作为计算机生产是属于第二产业，而作为电子综合服务的提供商则是第三产业范畴。在新的《城乡规划法》中，不对城市性质作清晰的规定，这将对城市未来的发展预留了更大的弹性空间。
四 强化监督职能，政府将对城市建设和房产开发的调控将更有力
关于城乡规划实施内容，原来在《城市规划法》中只有11条，不到1页篇幅，新法则设置了专门章节，包括18条内容，占到2页半篇幅，内容非常充实。为什么增加了这么多内容呢？以前的城市规划法对房地产开发土地要素控制不是很严，现在城乡规划法对各个程序，比如选址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程序都有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包括乡村的建设规划许可证，城乡建设的全过程都有具体的要求和规范，没有空白点。此外，各个城市制定细则，没有统一，现在也都有了明确|| 的标准。这样将有助于政府主导城市发展的规模、方向、速度，调控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
由于以前不是特别清晰的监督制度，原来的规划与市场结合得很弱，导致城市规划滞后于开发，现在提了很多具体的要求了，更加有法可依了，有助于城市以规划为龙头引领城市发展。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应当坚持什么优先？
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应当坚持生态优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可持续发展，科学有序统筹安排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优化国土空间结构和布局，提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质量和效率。
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已经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不再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扩展资料：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由“五级三类四体系”构成，实施“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五级”指全国、省级、市、县和乡镇五个层级。“三类”指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三种类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到2020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完成市县以上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初步形成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
到2025年，健全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全面实施国土空间监测预警和绩效考核机制；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到2035年，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自然资源部：到2020年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现阶段中国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现象
一、当前城市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城市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在为我国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造成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损失，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建设中的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狼烟四起的“圈地运动”，导致城市近郊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民的非农化问题比较突出。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住房体制改革、允许土地拍卖，再加上国家鼓励推进城市化等，房地产、经济开发区等一时火暴，城市的“圈地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仅2002年1—8月全国购置土地面积13680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42%。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的“圈地运动”黑幕重重：盲目圈地引发恶意炒作，地价与住宅价格上升，出现“虚热”苗头，房产有泡沫之险；圈地前后既没项目可行性研究，又无规划，出现开发区开而不发的怪现象，造成土地资源闲置；盲目圈地，破坏了大量耕地，造成后备土地资源不足。非但如此，圈地还引起了农民的非农业化问题。一般说来，在圈地之后，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向二三产业，由此实现农民的非农化和稳妥地推进城市化。然而，按照国家规定，农村土地不能直接进入一级市场，只能以较低的价格被国家征用。农村土地价格与被国家征用后的土地价格相比，存在着几十倍或更大的差价，再加上各级提留，因而被征地的农民拿到手的补偿费过低，而农民为寻找出路需要支付的第二三产业的开发费用往往是征地补偿的好几倍。因此农民难以进行二三产业生产性的投资，更谈不上让这点资金长期发挥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功能。所有这些会对城市化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并给社会稳定留下隐患。
体现历史文化传统的古建筑和历史遗迹遭到破坏、甚至完全消失。在建筑史上，我们常常为我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异彩纷呈而倍感骄傲和自豪，可是在盲目追求“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城市改造中，它们被无情地拆除了。它们的旧址上出现了高密度、高体量的商品房与道路。几百年、上千年营造的城市，其原有的建筑、道路、历史遗迹和文化脉络永远地消失在机器的轰鸣中。比如，古城苏州为了修建一条横穿市区的干路，就拆除了长达数公里的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街道、小巷、石桥等古建筑，无论市民作怎样的努力还是没能保留这些永远不可复制的历史遗迹。鉴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表示不会接受以“苏州古城”的名义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申请。同时，没有合理的规划，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建筑，被一群群没有文化根基的“火柴盒”式的建筑和烂尾楼所包围，失去了其天际线和应有的景观展示，如同昨日黄花。
不顾区域一体化趋势，城市搞“诸侯规划”。许多城市为了相互竞争，忽视都市圈的客观存在，置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浪潮不顾，坐井观天、画地为牢，片面地从各自城市竞争角度出发，单纯地规划一个城市，导致城市的产业结构类似、雷同。比如，许多城市都定位于信息产业、高科技产业，造成区域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发展布局不合理。单个城市缺乏区域的支持，犹如鱼缺少水，后劲不足，从而不利于整个区域的发展，这些都严重地妨碍了我国城市总体实力，降低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城市规划大同小异。许多城市政府为了展示政绩，展示城市“魅力”，盲目搞大广场、大草坪、超高建筑，有的城市一下子建立了十几个广场，要知道中国是严重缺水国家，光浇灌这些大广场上的草坪不仅花费本该用于其它方面的资金，而且还增加城市的供水压力。有的城市斥巨资从深山老林购买古木大树，把数以万计的名贵参天大树移植到城市里，城市绿化率确实一时提高了不少，城市俨然成了郁郁葱葱的“花园城市”，可是不久，这些林木因“水土不服”而死亡，造成极大的浪费。有的城市建立超高层“标志性建筑”，鹤立城市一隅，与城市景观极不协调。许多城市的规划几乎是一个模样：中心商业区、广场、步行街、环线、大学城、开发区等。中等城市效仿(特)大城市，小城市拷贝中等城市，乡镇复制小城市。城市就像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千城一面，城市个性几乎荡然无存。
还有其它一些问题。如有的城市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环境污染的治理，SARS事件就对我国的城市规划环境建设提出了挑战；有的城市在风景名胜区内大兴土木，超强开发，导致景区自然生态和景观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我国城市规划体系存在的不足
导致上述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从我国现有城市规划体系来寻其根源。城市规划体系包括三个方面：城市规划的编制与审批；城市规划的实施与管理；城市规划的监督与检查。笔者以为，目前，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主要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行政判断和长官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市规划。“新官上任三把火”，党政领导往往看重的是任期内的政绩，上级领导考核他们是看他们建设了多少项目，加上对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存在着模糊认识，认为规划可有可无，只要经济发展了，其它都是次要的。由于对政治业绩的追求，城市政府、领导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开发商的影响或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牺牲公众利益来换取眼前经济发展的许多短期行为：要求规划部门按照领导的意志进行规划的编制，或利用权力随意改变已经批准的城市规划。一句顺口溜对此作了概括：“规划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由政绩意识支配，城市政府只要项目，不顾规划，乱批土地。在这种情况下，规划部门在坚持原则与不坚持原则之间左右为难：坚持原则就要得罪领导；不坚持原则是失职。在现行的体制下，规划只好服从项目，服从领导。在目前，长官意志强烈地影响着城市规划，干扰着规划的合理性，出现了规划利益的长远性与政府任期政绩显现之间的矛盾、规划利益的整体性与开发商利益的局部性之间的矛盾。
一句话，在现阶段行政领导存在着“出政绩——发展经济——吸引投资——突破规划”的思想行为方式，使城市规划部门和设计师面对的是“棋子”会自己走动的“一盘棋”，他们的美好蓝图在谋划、实施中备受行政部门意志的左右，经过不断修改被搞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
第二，规划管理、监督的欠缺。目前城市规划出现上述的“异化现象”，使得规划很像橡皮泥，能缩能伸、能圆能方，已制定的规划无法落实。虽然现行《城市规划法》明确规定，城市规划实施与管理的行政主体是规划主管部门，然而现行的规划管理体制，难以纠正领导在城市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偏差，难以督促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作用和法定效力的落实。目前，很大部分违反《城市规划法》的基本上是政府。当前的体制下，如政府违法，规划主管部门纵然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也是无法或难以对政府这位“皇帝”进行抵制和执法的。
与此同时，出现了削弱城市规划执法的情况。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规划执法的要求越来越高，任务越来越重，重要性越来越大，可执法力量却越来越弱。在政府机构改革之时，不少地方或砍掉规划部门，或不适当地减少规划人员，造成了规划执法软弱无力，甚至出现了执法真空。于是凸显了要加强规划执法力度与规划执法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
同时，还缺乏有效、及时的监督机构。《城市规划法》规定“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有权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进行监督与检查”，这说明规划的监督检查也是规划主管部门的职责，然而在现行体制下，该部门难以发挥对城乡规划的监督制约作用。目前，对规划管理监督的形式主要是舆论监督，但它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当问题出现并已经达到很严重程度之后，才会曝光。媒体舆论确实能制止一些违规建设项目，解决一些问题，但有些违规项目虽然得到了制止，其损失却永远得不到挽回了，比如，前述对历史古迹和文化遗产的破坏，我们已无法恢复其本来面目，其经济社会效益的损失也是无法用金钱来估算的。
第三，规划决策的封闭性。我国城市规划决策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工作系统。长期以来，规划从编制、修订、审批到通过，都视为行政部门同步的操作过程，绝少向外界公布，规划的制定仅限制在由领导、专家和相关部门人员形成的一个小圈子里。就目前而言，权力权威远远大于知识权威，在制定规划决策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决策主体(即领导和部门)单方面作用于决策对象(专家及相关人员)，几乎不存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专家处于决策的第二线。而且规划决策全过程充斥着政见和利益冲突，影响着规划决策的正确性、合理性。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当前主要通过财政预算来解决，因此各部门为获取更多资源而相互竞争，而在资源分配过程中行政主体并不能做到不偏不倚。因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在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也就是说城市规划没有起到协调各利益集团的作用，出现利益主体诉诸于暗箱操作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个人“寻租”、集团“寻租”也就不可避免。然而个人、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并不代表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代表公共利益的城市规划无法体现、发挥公平原则和作用。
第四，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度不高。按照S·R·安斯汀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分成三种类型和八个层次的观点来看，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还处于告知性参与阶段，参与的程度还处于低层次上。这不是公民对城市规划的热情不高，而是规划主管部门或其它部门很少向社会公布有关规划信息，公民根本没有机会参与规划的决策，即使公众能够设计出可行的规划方案，出于多种原因，规划主管部门拒绝接受他们的成果，使公布规划信息流于形式主义。如《南方周末》2003年4月3日报道，郑州市民任俊杰响应市政府征集规划、改造二七广场的号召，设计出了二七广场改造方案，规划方案通过“地下隧道穿行，地面外环辅助”等手段，可对拥挤的交通进行有效疏导，使原来的六条马路交汇口，变成了一个50000平方米的市民休闲广场，其设计理念得到专家的认可，更是得到成千上万市民的支持，但规划等部门认为他“没有规划资质”而嘲弄、侮辱他，否定了他的设计方案，准备启用来自上海一家设计单位的方案。虽然，现在不乏负责规划的有关部门要求一些非规划专家和代表共同商议规划大计，但专家、代表不好违主人之意，随声附和，最多解决一些不伤感情的技术问题，再者这些专家和代表能否代表和反映公众意志还很难断定。公众对城市规划的参与度不高，对规划的执行监督几乎无从谈起，使得大量社会资源流向了“面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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